看过《天空之城》后，有段时间没再去碰宫崎骏的电影。平和舒适，正论满篇，卡哇伊の少女主角；以及精良的制作，相比粗制的低成本电视动画，使人心情愉悦。但这些属于眼睛的范畴，并不生发“想看”的内心冲动；只是觉得，在最需要美好的时候，隔段时间看一部，决不会出错，也洗洗眼睛。后来抱着这种心态慢慢补了《魔女宅急便》、《侧耳倾听》，也仍然符合预设定位。
多亏 Spotify 推流，我喜欢上了 Priscilla Ahn 关于《回忆中的玛妮》的印象曲专辑，年中也借着因缘补完电影；然后是《借物小人阿莉埃蒂》。都是米林宏昌的作品，但前者的主角设计，以及后者的设定与借物小人的衰微，终究让我对吉卜力的整体印象有所改变。幸运的是，接着挑选了《风之谷》（看完电影后去了解了漫画结局）和《哈尔的移动城堡》；最后，《起风了》，可说是寻找吉卜力/宫崎骏微妙与恶劣之旅的完美收束和顶点。
堀越二郎是怎样的人物？他遥望天空，永远无法翱翔于其中的云朵和云朵之上的蔚蓝，于是想象出美丽的梦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具备才能，具备纪律性，拥有一种往往令人生畏的决断力，直让我想起一位初中同学。于是，他必然成功，受到他人赏识，一步步朝他的梦想前进。
堀越不缺乏矛盾的境遇，但不知是出于理智，或无思，抑或是对于飞机之美的绝对忠诚，他无比果决地进行每一步行动，仿佛矛盾不成矛盾，那些被舍弃的毫不重要。有时也并非如此，但是这种雷厉风行确是缺少人情“味”，初次观影时略惊诧，同时也有 guilty pleasure，既出自内心恶劣，也源于对满满人情味作品的不耐。
菜穗子属于被舍弃的。她放弃疗养院，选择不顾一切地陪伴，而堀越明确地接受了她的不幸结局，并不打算提供反方向的牺牲。仅仅因为牺牲者的自愿，爱情和感动成为可能，但那自私和残酷，从个体的故意来说，实无分别。（从现代视角来看，设置这样的女性牺牲是否可取，也很存疑。）
社会道德亦是被舍弃的。堀越可以挺身终止眼前的物理暴力，可以在自然暴力面前果敢地援助弱者。他也愿意拿出西伯利亚蛋糕，送给夜幕里饥寒交加的孩子们，却无法体认到背后压迫着孩子们的社会和政治的暴力。不仅缺乏自身的探索和想象能力，对于那些摆在眼前的政治矛盾，他仍能轻而易举地使其屈居次位，十足政治冷感。影片里不乏政治提醒，无论隐性显性，而德国友人以及本庄都是具备充分政治感知力的人物，只是他们的话语也如同露水滑过荷叶，未能在主角心目中留痕，一如被掀在一旁的上海事变报纸。也许他关于抽象事物的想象都用在翱翔的白色飞机上了吧。伴随着时代机遇，舍弃发展到极致，在观众眼中成为显眼的矛盾。他不想象本庄轰炸机下的亡魂和残垣，亦不在意自己所服务的国家机器的正当性，以及那些设计图纸的真正效用和影响。只是在属于自己的十年拼尽全力，实现美丽梦境……
宫崎骏也许真正主张着，某种程度上，人可以分离它所在的，它所爱的，它效忠的。分离义务，分离罪责，摆脱社会关系和政治道德的桎梏，人可以只对自己内向性的目标负责，里面也许包含着崇高。这是对个体性的礼赞。电影里堀越分离的罪责很大，不过梦想也被描绘得足够纯洁而美丽，因而勉强维持平衡。
个体性的凸显，有电影宏大细致的时代背景作为衬托。从大正时代到二战，是日本无比湍急的年代，仍有异物感的西方文化不断涌入碰撞，追赶着欧美列强的日本，拥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焦躁。这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度，其人民不是风之谷里的淳朴乡村民众，亦非《侧耳倾听》的安稳市民。他们挤在充满煤灰的三等火车车厢前往兴起的城市，于关东大地震时惊恐地逃亡奔命，或于金融危机时争相挤兑。他们被时代的浪潮所裹挟，被迫来到不熟悉的场域，因而挂着不胜烦扰的表情。技术、资源与人口集中，而个体被剥离了乡土；从政治史的一面看，其中隐含着军国主义的潜能；从经济和机遇的一面看，又让我联想到改革开放年代的波谲云诡（因此也有所触动）。如此，那个眼神明亮，步伐有如《春宵苦短》少女般坚定，声音由庵野秀明演绎得平白直板的少年，在三等席显得与众不同。
而这一切的一切，终究归结于残酷又温柔的格言：风起了，唯有努力生存。
以下是脱罪的辩解。我无法切实想象八十多年前重庆防空洞中被轰炸的人，亦不可能代入自我牺牲的少女菜穗子。碰巧的是，我可以想象（乃至仰慕）堀越这类性格的人物；同时大正至二战时代浪潮与改革开放想象之类比，时代性下各人不同的命运，主角的个体性，一一符合那些更有私人情感的想象模板。可以说是电影与我的亲缘，我被崇高的想象俘获，已无法真正谴责那些恶劣的舍弃了。